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工业化浪潮向后发国家扩散既是不可遏制的客观经济规律，也是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的人道主义要求，又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主张，还能通过扩大有效需求满足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需求。从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出国际产能合作，到此次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第35条倡导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国际社会推进后发国家工业化呼声日高，采取的实际行动也将日益增多。
然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又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市场，会制约中国劳动者工资和福利的上涨，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生产环节受影响最为明显。后发国家劳动力成本普遍远远低于中国，将吸引这类产业和生产环节的一部分从中国向后发国家转移，从而改变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且，预计这种压力不会仅仅存在于一个短时期，而是会长期存在，因为后发新兴市场经济体本来就存在巨量失业人口。
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年轻失业人口非常多，而且这些经济体生育率较高，失业人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有增无减，进而通过产业转移等渠道对中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形成长时间的压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8月下旬发布的报告，今明两年，发展中国家15-24岁年轻失业人口将出现最大幅度的增长，从2015年的13.3%提升到2017年的13.7%，总数达到7100万人。如此巨量的外国失业人口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面对这种压力，我们该怎么办？为了维持国内较高劳动力收入及其增长率而限制、禁止产业转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一国之内，这种企图都是徒劳的，更不用说限制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了。
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组织曾经力图控制手工制造业从城市转向周边农村的产业转移，低地国家的城市雇主及其亲信们闯入农村去破坏纺织机，恐吓农村的竞争者，最后逼得乡村织布工们学会了以牙还牙保卫自己。在政府把行会当作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国，行会曾经能够带领法警搜查躲避行会限制的作坊，没收他们的工具，强征罚金。到了1762年，法国政府依然不得不承认现状，使得农村制造业合法化。法国大革命后，政府于1791年废除了贸易和行业社团，包括工人们的行会和雇主们的联合会。即使在行会势力最为强大的德意志社会，到了19世纪，行会对人口和企业流动的限制也全部被取消了。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地利帝国，曾经想维持这种传统的限制，最终也不得不在1859年法奥战争失败后亟待恢复国力的压力下改弦更张。1859年12月20日，一项皇家特许状在哈布斯堡所有领地确立了企业的自由，行会对人口和企业流动的限制被解除了。
正确的决策建立在正确的理念之上。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然比非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劳动者权利。但是，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可持续的劳动者权利，而不是不可持续的主张。在国际化竞争的压力之下，我们需要因应客观经济规律，调整自己对“劳工权利”的认识。“劳工权利”本身是个好概念，但劳工权利的追求者、维护者们倘若企图通过阻碍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来维护劳工权益，维持超过产业承受能力的工资收入和劳工福利，即使一时有所得手，最终也只能是把企业、产业乃至整个社会拖向衰败。
查韦斯执政时期，大幅度提高了委内瑞拉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与社会福利，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但这是建立在初级产品牛市之上，待到初级产品行情从牛市转入熊市，这种分光吃净式的福利不可避免地难以为继，昔日的大批支持者今天走上街头，成为马杜罗政府的反对者。
与偏重强调分配、消费的拉美左翼政党相比，我们国家从来就更加强调生产，无论是在“打天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皆是如此。与苦于被民粹主义绑架而普遍只能随波逐流、竞相许诺“给甜头”的西方政党相比，我们政府更能动员社会大众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承受当前的代价。当年革命战争“打天下”时的社会基础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质上是当时开放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受损者，但我们国家从未将逃避工业化冲击、回归田园牧歌作为自己的理想，而是带领开放经济和工业化的受损者们义无反顾地向工业化发起了全面冲击。这种向前看的精神干劲与当前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各党派竞相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之高下判若云泥。正是这样的区别，决定了中国“赶超”的成功；我国政府要保持这种能力，而不能自废武功。
有鉴于此，就短期、中期而言，我们需要全面审视，考虑是否需要采取行动，适度调整企业工资和福利的增长速度，让工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幅相适应。采取这一行动，要防范的最大风险是过度降低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为此，我整理比较了1990-2015年间历年GDP增幅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发现1998年以来，工资增长超过GDP增幅的趋势相当明显，其中1998-2006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连续9年超过GDP增幅，在其后9年中，除2007、2010、2011、2013、2014这五年外，其余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超过GDP增幅。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6》，进一步整理计算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结果如下：
199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2951.1亿元，占当年GDP（18774.3亿元）的15.7%。
200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10954.7亿元，占当年GDP（99776.3亿元）的11.0%。
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47269.9亿元，占当年GDP（408903.0亿元）的15.7%。
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112007.8亿元，占当年GDP（676707.8亿元）的16.6%。
根据上述数据，结论如下：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度向居民部门倾斜；至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达到高峰；1990年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开始逆转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至1990年代末，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下降到低谷；1998年开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趋势再度逆转，重新开始向居民部门倾斜，到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高峰，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过低的局面已经根本改观。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应国际竞争压力，适度调整企业工资和福利的增长速度，让工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幅相适应，并不至于颠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在讨论工资占GDP的份额时，我们不能以美欧国家作为衡量的标杆。众所公认，美欧国家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攫取了相当多的寄生性收入，而且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的问题十分严重，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以劳动立国，不应追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寄生地位。而且，以中国人口之多，这种寄生地位也是无法占有的。
就长期而言，真正可持续的维护劳工权益的办法应该是激励劳动者不断学习新技术，提高自身的技能，甚至积极投身技术创新与进步，成为技术革新的主体。回顾科技史，不少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为了遏制技工贵族而发明出来的。
1830年，应雇主要求，理查德·罗伯茨设计出了一种自动走锭纺纱机，使得棉纺不再依赖于那些不服管教的技工贵族的特殊技能。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突破口是属于新生产业的棉纺工业及其设备制造业，而不是欧洲早已有之的毛纺产业？这一方面是因为棉花纤维比羊毛纤维更容易梳理，而且对消费者而言棉纺织产品具有能够贴身穿着、更容易洗涤等优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纺产业从业大军的既得利益妨碍了变革，他们抵制机械化，单纯依靠工资谋生的羊毛工人对机械化的抵制更为强烈，身兼独立代理商身份的工人倒还没有那么抵制。相比之下，在新生的棉纺产业，录用新人手、实行新的生产方式就要顺利得多。
同样，纺织产业机械化这一技术革新和工厂集中生产这种新组织方式是同步发生的，一方面是因为其有质量控制、节约原料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摆脱劳动者自由积习掣肘的动机。在原来的家庭包工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享有自主安排劳动时间的自由，在产业发展导致劳动力短缺时，雇主提高工资的结果往往是工人们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工作量却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动力机械、集中生产的工厂尽管初始投资较大，固定的管理费用也较高，但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的进步抵消了由此增加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了更强的竞争力，最终击败家庭包工生产方式，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
对于劳动者群体自身而言，“技工贵族”被技术进步击败、淘汰的进程充满痛苦。但经济、技术进步的大趋势不可遏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与其被动遭到淘汰，不如积极主动自我提高，成为进步的主角。这样做，也更符合中华文化自我奋斗的传统。
